毛主席在延安

灵活机动是毛泽东投身武装斗争后一贯的指挥艺术，亦为作战风格。由于中国革命长期敌强我弱的特殊性，加之战场情况瞬息万变，因此毛泽东高度重视在周密计划的基础上灵活应变，做到计划性与灵活性的统一。他认为，“灵活，是聪明的指挥员，基于客观情况，‘审时度势’（这个势包括敌势、我势、地势等项）而采取及时和恰当的处置方法的一种才能，即‘运用之妙’。”经过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锤炼，毛泽东灵活机动指挥艺术已经成熟，解放战争中更是以炉火纯青的运用书写愈加精彩的华章。

一、灵活实施作战准备

毛泽东注重作战指挥的计划性，同时也善于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计划，主要体现于设定多个预案、根据战备情况改变计划两方面。

（一）多备预案应对各种可能

毛泽东在判断敌之动向的同时预设应对之法，险恶战局尽在掌控。1948年9月济南战役打响前，毛泽东于8月26日以军委名义致电粟裕、谭震林等人：“攻济打援战役必须预先估计三种可能情况：（一）在援敌距离尚远之时攻克济南；（二）在援敌距离已近之时攻克济南；（三）在援敌距离已近之时尚未攻克济南。你们应首先争取第一种；其次争取第二种；又其次应有办法对付第三种。在第三种情况下，即应临机改变作战计划，由以攻城为主，改变为以打援为主，在打胜援敌后再攻城。估计到这一点，在你们将全军区分为攻城集团和阻援打援集团之后，两个集团均应留出必要的预备兵力，特别是阻援打援集团应留出强大预备兵力，准备在第三种情况下，你们手里有足够力量歼灭援敌。”在毛泽东指导下，参战的华东野战军指战员在兵力配置、战场勘察、情报搜集、对敌策反、后勤保障等方面做了艰苦细致的工作，从应对各种情况特别是最困难情况着手制定作战计划，为战役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1948年8月26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给粟裕、谭震林等人的电报（部分）。

（二）随战备情况变化改进作战计划

战斗打响前，由于自然环境、训练水平、装备能力等方面的变化，势必令整体战备水平产生浮动。毛泽东注重根据战备实际调整作战计划。海南岛战役之前的1949年12月18日，毛泽东致电林彪：“渡海作战完全与过去我军所有作战的经验不相同，即必须注意潮水与风向，必须集中能一次运载至少一个军（四、五万人）的全部兵力，携带三天以上粮食，于敌前登陆，建立稳固滩头阵地，随即独立攻进而不要依靠后援。”此电实际上是确定了用木帆船实施渡海登陆作战的方针。然而，渡海兵团组成并进入雷州半岛已是12月下旬，繁重战役准备已不可能在冬季完成，为此造成战役方针的第一次变更。1950年1月10日，毛泽东致电林彪，指出“不依靠北风而依靠改装机器的船这个方向去准备”，“争取于春夏两季内解决海南岛问题”。但是由于购置机器动力船只及改装帆船阻力极大，迫使作战方针再次调整。广东军区、第15兵团于2月召开广州作战会议，确定仍以木帆船为航渡工具，采取“积极偷渡，分批小渡，最后登陆相结合的方针”。2月9日，由第15兵团正式向第四野战军和军委建议，先以1个连至1个团的兵力，采取在琼崖纵队接应下实施小规模分批偷渡的方式增强岛内力量，然后以主力强渡登陆，里应外合解放海南岛。该建议于2月12日得到毛泽东批准。

1950年1月10日，毛泽东关于进军海南岛的准备工作问题给中央转林彪的电报。

二、随机应变掌控主动

毛泽东在作战指挥时从不拘泥于一种战法，哪种战法能更有效歼灭敌人就指导部队用哪种，根据敌情和战局变化灵活运用、变换战法。

（一）根据战场态势运用有效战法

再完备的作战计划也可能存在不适宜战场实际的环节，毛泽东善于及时修正计划，使之更符合客观实际。1947年下半年，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了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序幕，这是毛泽东独具匠心布下的棋局。但是，刘邓大军虽有陈谢集团进入豫西从右侧辅弼，力量仍嫌不足，在强大敌军围追堵截下，存在被迫撤回的可能。经慎重考虑，毛泽东于8月6、7日数次致电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等人，修改了原来考虑的华野主力全部在山东内线作战而以第1、4纵队分步骤挺进闽浙赣边的构想，决定由陈毅、粟裕立即赴鲁西南，统一指挥包括第1、4纵队在内的华野6个纵队，组成华野西线（外线）兵团，直接配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毛泽东估计，在刘邓大军向南跃进时，国民党军势必会以重兵追堵。如果陈粟兵团立即尾随敌人，就可以从“反对方向钳制敌人”，有效掩护刘邓大军跃进并在大别山区立足扎根。

1948年，毛泽东在西柏坡与军委二局同志合影。右一为周恩来，右二为邓小平，右三为陈毅。

在淮海、平津两大战役同时进行的1948年12月11日，毛泽东以军委名义给东北野战军指挥员发电，电报中根据敌“都已成惊弓之鸟”的态势作出部署：“从本日起的两星期内（十二月十一日至十二月二十五日）基本原则是围而不打（例如对张家口、新保安），有些则是隔而不围（即只作战略包围，隔断诸敌联系，而不作战役包围，例如对平、津、通州），以待部署完成之后各个歼敌。尤其不可将张家口、新保安、南口诸敌都打掉，这将迫使南口以东诸敌迅速决策狂跑，此点务求你们体会。为着不使蒋介石迅速决策海运平津诸敌南下，我们准备令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于歼灭黄维兵团之后，留下杜聿明指挥之邱清泉、李弥、孙元良诸兵团（已歼约一半左右）之余部，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上述决策充分体现出毛泽东在追求最大程度歼敌时排兵布阵的灵活性，适当延缓进程反而可收奇效。对此，叶剑英后来评论道：“‘兵贵神速’和‘出敌不意’的军事原则，为一般军事家所熟知，但毛泽东同志运用之妙，却超乎寻常。‘围而不打’和‘隔而不围’的作战方针，以及延缓华东战场对杜聿明集团残部最后歼灭部署的指示，则更体现了军事指挥上的高度艺术。”

（二）在宽大机动中寻机歼敌

毛泽东提倡宽大机动，即大范围、大踏步进退，亦为灵活机动的表现。他所倡导的“走”绝非逃跑主义，而是一切为了“打”的“走”，在运动中寻找歼敌机会。1948年3月，国民党军傅作义部采取“以主力对主力”的方针，即我集中、敌也集中，集结约30个团的兵力于一地，使得晋察冀野战军割不开、咬不烂，难以下手。毛泽东以军委名义于3月14日致电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杨得志等人：“你们只有在宽大机动中大量歼灭敌人，迫使敌人分散配备，才能克服你们遇到的敌人大量集中不利我军歼击的困难问题。你们机动的范围：第一是整个平绥线包括绥远全省在内，第二是北宁线，第三是平承线，第四是平保线。”在3月20日发起的察南绥东战役中，晋察冀野战军遵照毛泽东指示，通过快速机动调动、分散敌人，同时等待战机避实击虚。此役共歼敌1.8万余人，解放察南1.3万平方公里土地。

（三）制敌而不制于敌

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说过：“打仗的办法就有两条，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什么军事道理，简单地说就这么两句话。”被毛泽东高度概括为仅8个字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战法，其中蕴含牵着敌人鼻子走而不为敌左右的灵活机动思想。

1947年7月，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召开的会议，讨论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及加强西北战场等有关问题。左起：任弼时、毛泽东、贺龙。

1947年4月8日，晋察冀野战军主力发起正太战役，当作战第一阶段准备先扫清石家庄外围之时，国民党军傅作义部从平、津、保地区调动7个师向我冀中解放区发起猛烈进攻，企图用“围魏救赵”的方法迫使我主力部队回援。但晋察冀野战军并未被敌进攻所吸引，而是继续对正太线实施攻势作战。当我军攻克正定及石家庄外围据点90余处、歼敌1万余人后，傅作义见势不妙，只好从进攻冀中解放区的部队中抽调兵力南援石家庄。如此则敌非但未能调动我军，反被我军调动。对此，毛泽东于22日以军委名义给聂荣臻等人发电：“你们现已取得主动权，如敌南援，你们不去理他，仍然集中全力完成正太战役，使敌完全陷入被动，这是很正确的方针。

正太战役完成后，应完全不被敌之动作所迷惑，选择敌之薄弱部分主动地歼击之，选击何部那时再定。这即是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各打各的）政策，亦即完全主动作战政策。”此后，聂荣臻以一部兵力阻击南援之敌，以主力沿正太线向西进攻，并连克井陉和娘子关，对阳泉形成会攻之势，迫使阎锡山抽调兵力东援阳泉。我军将计就计，诱敌深入，后撤围攻阳泉的部队，当敌增援部队进入阳泉地区后，将其包围并大部歼灭。此役正是由于我军不顾敌进攻后方，始终不被敌所钳制、调动，而是按照原定计划坚定指向石家庄外围及正太线敌之薄弱部分，执行毛泽东关于完全主动作战的政策。当敌集中主力自保定南下，企图向我大清河根据地发动进攻时，我军主力仍大胆西进，迅速攻占阳泉以东各据点，消灭太原援军大部，从而完全掌握战役主动权。

三、授权指挥耐心引导

与蒋介石的干预指挥不同，毛泽东在作战指挥权的控制上可谓“统之有度，放之有方”。毛泽东在战略层面坚持高度的集中统一指挥，但在战役、战术层面提倡指挥员灵活机断行事，这样就把贯彻战略意图和充分发挥指挥员的主观能动性有机结合起来，既保证了正确的战略方向，又确保作战指挥及时、准确、连续。

（一）授权指挥员灵活处置

早在1938年5月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即指出：“上级对下级某些具体行动有意见，可以而且应该作为‘训令’提出，但决不应作为不可改变的‘命令’。”指导性的训令指挥方式在解放战争期间被毛泽东继续运用。在他发给战役指挥员的文电中，常见“一切望按情况决定”“是否可行”“为宜”“由你们当机决策”“请以你们意见电告”等词句，体现出尊重、商量、启发的态度。在下级指挥员决心符合总作战意图的前提下，为及时抓住战机，毛泽东给予前线指挥员充分信任并赋予临机处置权，强调可以而且必须“机断专行，不要事事请示”。

1946年6月23日，毛泽东在由他起草以中央名义发给中原局的电报中批准中原军区部队立即突围，并指出：“今后行动，一切由你们自己决定，不要请示，免延误时机，并保机密。”莱芜战役期间的1947年2月3日，毛泽东以军委名义致电华东军区、华东野战军主要领导提出5点建议，文电末尾指出：“以上各点，当作建议，究应如何办理最为妥善，请按实情决定。”完全不是勒令严办的口气，给予战役指挥员充分思考余地。辽沈战役攻克锦州后，下一步可攻击的目标较多，中央军委在给东北野战军领导复电时指出：“望按情况决定。”

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结束后，第二阶段怎么打，华东和中原野战军首长分别提出意见。鉴于战况变化急速，中央军委复电：“情况紧急时机，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要请示。”平津战役第一阶段作战中，关于华北军区第8、14纵队是用于包围张家口还是向东追歼敌第35军的问题，毛泽东指示：“如果你们认为回头向东时间来得及，并认为杨（成武）李（天焕）八个旅包围张家口有绝对防止敌人逃跑之把握，则可令八纵队一个旅即回头向东，此事由你们自己决定。”渡江战役发起前，毛泽东只作原则性指示，必须打过长江去，但如何过江等具体问题由总前委解决。

（二）虚心听取建议修正部署

1948年1月26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军委关于南线各军三个月行动方针的指示。

毛泽东善于听取战役指挥员的意见，并据此作出正确决策，或随时修正部署。解放战争初期，中央军委、毛泽东曾提出以山东、晋冀鲁豫和华中3支野战军进入国民党统治区作战，实行外线出击方针，并指示华中野战军主力兵出淮南，与山东野战军配合作战。粟裕对当时敌我情况和战争发展趋势作出正确分析和判断，及时向军委和陈毅提出依托解放区先在苏中打几仗，然后再考虑外线作战的建议。1948年初，毛泽东和军委一些负责同志同陈毅研究派粟裕率部去江南，直捣浙赣，实行第二个战略跃进，并将商定的方案于1月底以军委名义电告粟裕，要他“熟筹见复”。粟裕根据敌我双方战略企图，认真研究了军委电报，经过两天缜密思考，向军委提出3个纵队暂不过江，集中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主力，争取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几个大歼灭战的建议。上述2个建议均被军委采纳，并取得重要战果。

（三）坚持原则与耐心沟通相结合

1948年，毛泽东在西柏坡。

如果自己的正确意见一时不被接受，毛泽东可以做到耐心说服与等待，给战役指挥员思想转变的时间，而非简单粗暴强迫服从。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毛泽东和林彪之间关于先打锦州还是先打长春的分歧。

1948年4月18日，毛泽东接到林彪等东北野战军将领的报告，拟采取攻城打援的方式发起长春战役，这实际上否定了毛泽东南下北宁路把卫立煌集团封闭在东北的构想。在东北国民党军撤逃态势尚不明显，且林彪认为先打长春比较有利的情况下，毛泽东于22日致电林彪等人同意先打长春，但对他们强调南下作战困难的态度提出批评。在林彪攻取长春不顺利后，毛泽东再次试图把林彪的注意力引向南下作战，他提醒林彪在攻打长春的同时必须做好南下作战的准备。

7月，林彪等东北局常委讨论新作战方针，认为“仍以南下作战为好，不宜勉强和被动的攻长春”，至此南下作战方针基本确定。其后，毛泽东对林彪犹豫不决、瞻前顾后的行为进行了多次批评。在毛泽东的督导下，最终林彪率部南下攻歼锦州之敌，毛泽东的战略筹划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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