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事业重大历史关头，总能作出正确预见，制定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展现出伟大革命领袖高瞻远瞩的政治风范。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30周年的讲话中，予以高度评价。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从井冈山到开辟江西革命根据地，毛泽东率领的红军经历了多少血与火的淬炼，生活是何等的艰难困苦，今人难以想象。国民党多次“会剿”“围剿”红军的兵力超过红军几倍甚至十几倍。“白色恐怖”笼罩苏区。为了打破敌军频繁重兵“会剿”“围剿”，红军经常连续行军、打仗，休整的时间很少。国民党军队对革命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妄图把红军饿死、困死。在敌人经济封锁下，红军吃不饱穿不暖。英勇的红军没有被极度的困难吓倒，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导人与官兵同甘苦、共患难。毛泽东在当年写的一份报告中说：“从军长到伙夫，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红军缺盐，就熬土盐；缺医疗用具，就用竹子自制；为了节省灯油，毛泽东和战士一样每晚只用一根灯芯。红军自己动手办起了修械厂、军械厂、棉被厂、印刷厂等。

但是，在长期处于敌强我弱的军事形势下，在极其艰苦的生活中，也有一些人动摇了。他们认为，红军被困在山区，四周被敌军团团包围，经济十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呢？因此，他们提出了疑问：“革命高潮未必很快到来”，“红旗到底能够打多久？”这个疑问，实际上是对毛泽东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思想的怀疑。毛泽东意识到，提出这种疑问的人，不是一两个人的想法，而是代表着一批人对革命前途失去信心。毛泽东认为，应该在科学分析基础上，对革命前途提出预见性判断，以增强党内和红军内对革命必胜的信心。恰好1929年底，担任红4军第1纵队纵队长的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表现出悲观失望情绪。毛泽东是在闽西上杭县古田镇赖坊村一间不足6平方米的简陋厢房中收到林彪的信。他思考一周之后，认为应该帮助林彪及党内一些同志转变对中国革命悲观思想的认识，进一步诠释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他于1930年1月5日给林彪写了一封回信。信中批评了林彪“缺乏建立政权的深刻的观念”，阐述了中国革命应该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根据后，高瞻远瞩地作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判断，提出了革命高潮“很快就会到来”的预见。毛泽东在信中这样写道：“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在极其艰难困苦中，毛泽东却作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大胆预见。在这个极富诗情画意的语言预见中，毛泽东借用了“它”这个特指对象。这个特指对象，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毛泽东在给林彪的回信中就说：对于这个预见，“多数人因为看到而相信，只有少数人因为相信而看到”。但历史事实证明了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预见：长征胜利，陕北立足，抗日战争胜利，解放战争胜利，新中国成立……长期在山沟沟里坚持斗争的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胜利一个接一个如约而至。毛泽东对于自己几十年前的这个预见十分珍视，在1948年公开发表给林彪的信时，将原来的《时局的估量与红军行动问题》标题，改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抗日战争是持久战

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抗日。但是，在庐山发表“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抗战宣言的蒋介石，却一直没有制定一个具有远见的抗日战争总战略。他讲的话，与空喊口号没有什么区别。没有战略规划的国民党正面战场，一败再败，最后不得不迁都到依靠天险保护的重庆。

在此情况下，是毛泽东对于抗日战争整个进程进行预见，制定了抗日战争的总战略。这个总战略，就是持久战。

七七事变发生后，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毛泽东认为中国需要一个抗战总战略，共产党应该担负起制定这个总战略的责任。为了制定这个总战略，毛泽东对中日双方基本情况进行了认真研究和长期思考，还在延安组织了一个“抗日战争研究会”吸收中央一些领导人、理论干部、军事干部参加，大家共同读书、研究问题。

毛泽东经过刻苦研究和集思广益，形成了抗日战争持久战的总战略，由此产生了《论持久战》这部系统论述抗日持久战略的著作。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用了近10天的时间，讲演了《论持久战》的基本内容。不久，《论持久战》在延安公开发表。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对抗日战争的前景和总战略作出明确判断：抗日战争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但抗日战争不能速胜，而是持久战。毛泽东提出这个论断的根据来自对中国和日本两方面情况的科学分析：日本方面的长处是其战争力量之强，其短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退步性、野蛮性，在其人力、物力之不足，在其国际形势的寡助。中国方面的军力、经济力、政治组织力比较弱，然而正处于进步的时代，其战争是进步的和正义的，又有大国这个条件足以支持持久战，世界的多数国家是会要支援中国的。中日双方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接着，毛泽东又论述了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的道理：敌强我弱这种情况没有产生基本变化，在战争一定阶段上，敌人还能得到一定程度的胜利，但我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的努力，使敌我只限于一定阶段内的一定程度上的胜或败，造成了持久战的局面。在中国方面，弱的因素虽有了某种程度的进步，但距离足以阻止敌之进攻及准备我之反攻的必要的程度，还远得很，这也规定了战争不能速胜，只能是持久战。

毛泽东论述了持久战的三个阶段：“这种持久战，将具体地表现于三个阶段之中。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三个阶段的具体情况不能预断，但依目前条件来看，战争趋势中的某些大端是可以指出的。客观现实的行程将是异常丰富和曲折变化的，谁也不能造出一本中日战争的‘流年’来;然而给战争趋势描画出一个轮廓，却为战略指导所必需。”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论述了实现持久战的总方针。这个总方针把重点放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上。毛泽东指出：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中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而第三阶段中，则是战略反攻战，主要任务是收复失地。收复失地，主要靠中国自己的力量，但也须依靠国际力量和敌国内部变化的援助。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还论述了游击战对抗日战争的重大意义，强调了“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的道理。

1938年出版的《论持久战》

毛泽东高瞻远瞩，制定了抗日战争持久战的总战略，并且加以系统论证，对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有了科学把握，产生了一个连毛泽东也没有想到的一个结果：毛泽东在共产党内、在中国人民中、在包括国民党高官在内的社会各界人士中，赢得了广泛的钦佩和尊重，连在理论上好挑别人“毛病”的王明，也不得不说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水平高。据邓力群回忆，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使人有豁然开朗之感，大家都感到，毛泽东英明、高明。国民党方面有“小诸葛”之称的高级军官白崇禧也对毛泽东提出的抗日战争总战略佩服有加，还用他自己的理解对毛泽东的总战略作了解读。

抗日战争果然是按照毛泽东的预料发展的。中国方面在抗日战争中，基于这个总战略，形成了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合作又分工，分别在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起主要作用的战争格局;抗日战争也确实经历了三个阶段，而毛泽东在这个战略中提出的要广泛联合国际力量才能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预见也被证实，在抗日战争的后期，正当中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时，国际力量发生了重要变化。美日之间打起了太平洋战争，美国在太平洋同日本进行了逐岛争夺战。苏联在1945年5月打败德国后，也向远东集结部队，并于8月向日本驻扎在东北的关东军发起进攻，消灭了日本关东军主力，中国也展开战略反攻，最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毛泽东在民族存亡的历史关头作出正确预见，制定了抗日战争持久战总战略，指导了抗战整体进程。

要“研究”一下蒋介石

抗日战争还在继续时，毛泽东已经对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提出了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必然打内战的预见。1945年7月22日他在致王震等的电报中说：“蒋介石一切准备都是反共的，内战危险空前严重。”因此，我们要争取“在粤北湘南创立五岭根据地”。1945年8月4日他在致郑位三等的电报中再次强调，共产党要“准备应付必然的内战局面”。要“精心设计，预为筹划”。日本天皇裕仁宣布《终战诏书》前两天的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就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发表讲演，对抗日战争胜利后必然发生内战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作出了预先判断。后来的局势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了消灭共产党发起了内战。

毛泽东能作出这种科学的预见，是从“研究”蒋介石入手的。他从几个方面深刻分析蒋介石，指出了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本质。

毛泽东从历史上“研究”蒋介石和国民党，指出：“国民党怎么样？看它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这个党过去打过整整十年的反革命内战。在抗日战争中间，在1940年、1941年和1943年，它发动过三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每一次都准备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内战，仅仅由于我党的正确政策和全国人民的反对，才没有实现。”

1945年8月，毛泽东与蒋介石在重庆合影。

接着毛泽东用一段形象的话揭露蒋介石在抗日战争期间就处心积虑地准备“抢”人民抗战胜利果实：“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蒋介石，大家知道，是一个极端残忍和极端阴险的家伙。他的政策是袖手旁观，等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果然胜利被等来了，这位‘委员长’现在要‘下山’了。八年来我们和蒋介石调了一个位置：以前我们在山上，他在水边;抗日时期，我们在敌后，他上了山。现在他要下山了，要下山来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了。”

接着，毛泽东又从历史角度“研究”蒋介石的本质说：蒋介石这个人“历来是不知感恩的。蒋介石是怎样上台的？是靠北伐战争，靠第一次国共合作，靠那时候人民还没有摸清他的底细，还拥护他。他上了台，非但不感谢人民，还把人民一个巴掌打了下去，把人民推入了十年内战的血海。”现在日本要投降了，但蒋介石绝不感谢人民，他“总之是要发动反人民的内战，要屠杀人民”。

毛泽东又对现实的蒋介石作了“研究”。他用蒋介石“手里拿着刀”打比喻，说了一段十分生动形象的话：“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就按照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这是经过调查研究以后才找到的办法。这个调查研究很重要。看到人家手里拿着东西了，我们就要调查一下。他手里拿的是什么？是刀。刀有什么用处？可以杀人。他要拿刀杀谁？要杀人民。调查了这几件事，再调查一下：中国人民也有手，也可以拿刀，没有刀可以打一把。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调查研究，发现了这个真理。军阀、地主、土豪劣绅、帝国主义，手里都拿着刀，要杀人。人民懂得了，就照样办理。”

毛泽东基于这种分析作出预见：抗日战争胜利后，按照蒋介石的方针，是要打内战的，“所以内战危险就十分严重”。根据这个预见，毛泽东提出了我们的应对方针：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现在蒋介石已经在磨刀了，因此，我们也要磨刀。”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局势，果然如毛泽东所预料的那样，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援助下，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不久发动了内战，企图消灭人民力量。由于毛泽东对局势预先作出分析和预见，并在党内统一了认识，制定了正确的应对方针，在蒋介石发动内战时，中国共产党与蒋介石“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经历了3年军事斗争，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战胜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伟大胜利。

过渡时间不要说死

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新民主主义的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但是，对于中国何时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有个总的想法，这就是根据实际情况的发展来决定。因此，当有人问他，中国什么时候走向社会主义时，毛泽东的回答是：过渡时间不要说死。毛泽东在1949年刚刚建国时估计，过渡大约需要二三十年的时间。理由是：国民经济还没有恢复和发展，大规模国家工业化建设尚未展开，缺乏向社会主义转变所必要的物质基础和社会经济秩序;占国民经济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虽然正在摆脱封建制度的枷锁，但其生产方式还是个体的、分散的、十分落后的，要把它们通过适当形式引导到合作社经济的轨道，还要有一个过程;在中国现代工业中居第二位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还没有纳入国营经济领导的轨道。等到二三十年后，条件成熟时再谈过渡。在过渡问题上不能头脑发热，不能犯“急性病”。

但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发生了超出毛泽东原来预料的重大变化。这种变化在1952年夏秋之交表现得最明显。

1950年10月，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并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布组成志愿军的命令。

从国内情况看，抗美援朝战争使中国人民团结一心，努力工作，各行业发展很快，特别是支持战争的工业发展更快，拉动了国民经济总体快速发展，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提前完成，在新中国成立刚刚3年的时候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就超过了建国前最高水平。经过3年经济恢复，国营工商业和私营工商业的产值比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到1952年9月，国营上升到67.3%，私营下降到32.7%，国营经济已经超过私营经济。经历“五反”运动后，私营工商业已经开始纳入接受国营经济领导的轨道。新区土改顺利完成后，农村中的互助合作事业普遍地发展起来，也有一些以土地入股为主要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还有少数集体农庄。一场深刻的农村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变革悄然兴起。苏联援助下的100多项重大工程，使中国工业化进程加快，从1953年起，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已经开始。毛泽东密切注意这些变化，并且对之进行了分析。他的初步判断是：现在，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更加稳固;国家掌握着经济命脉，国营经济已经居于领导地位;合作社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也稳步发展。

从国际形势看，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教训了美帝国主义。毛泽东作了这样的估计：世界战争大体上10年到15年打不起来。

在发生了这些重大变化之后，毛泽东开始考虑中国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一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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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9月24日，中共中央召开书记处会议。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借着另外一个同志的话头，说了这样一段话：“十年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十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毛泽东明显改变了过去需要二三十年才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判断，并且初步讲了作出这种判断的根据。毛泽东作出这个判断，得到了中央高层领导同志的一致赞成。参加这次会议的薄一波后来回忆：毛泽东阐述了自己的意见后，中央其他领导人没有提出异议。而且，在这之后，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央又多次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过渡问题。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讨论情况的详细材料，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中央高层在这个问题上，意见是一致的。

但毛泽东对过渡问题仍然采取慎重态度。1953年初毛泽东南下调研，并广泛征求意见后，才决定公开讲要改变过渡时间的话。1953年2月19日，毛泽东在找中南局几位负责人谈话时，向他们讲了自己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关于过渡问题的想法，接着说了这样的话：“我爱进步的中国，不爱落后的中国。中国有三个敌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已经被打倒了，还有民族资产阶级，个体农业、手工业和文盲三个问题，当然对待这些人不能用对待前三个敌人的办法。个体农业，要用合作社和国营农场去代替，手工业要用现代工业去代替。手工业目前还要依靠，还要提倡，没有它不行。对民族资产阶级，可以采取赎买的办法。”毛泽东回到北京的第2天，即2月27日晚，就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向大家讲了自己南下调查研究的情况，同时，向与会同志表明了自己在过渡问题上的决心：“什么叫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的步骤是走向社会主义……类似过桥，走一步算是过渡了一年，两步两年，三步三年，四步四年，五步五年，六步六年……十到十五年走完了。”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还多一些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及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此后毛泽东把思考的重点放在如何表述过渡时期总路线问题上。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了调整过渡时间的问题。他讲道：“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段话，是毛泽东对过渡时期总路线作的比较完整的表述。接着，毛泽东对过渡时间作了解释。他说：“考虑来考虑去，讲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比较合适。根据几年来的经验，大概十年到十五年是一定需要的。”“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包括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两个部分。”同时，他强调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灯塔”地位。他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不要脱离这条总路线，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和右倾的错误。”毛泽东用走得快和慢，形象地批评了在过渡问题上“左”和右的观点，说：“我们提出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比较好……走得太快，‘左’了;不走，太右了。要反‘左’反右，逐步过渡，最后全部过渡完。”

中央政治局会议经过认真讨论，同意毛泽东关于过渡问题的意见。接下来的重要问题，就是如何阐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毛泽东对此十分重视。1953年9月，周恩来在全国政协常委会第四十九次扩大会议作的题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报告中，按照毛泽东和党中央当时的意见，对过渡时期总路线阐述说：“在我们的人民民主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中，不是要等到那么一天，由国家宣布所有的生产资料都归国家所有，而在这一天以前，一切都原封不动毫无变化。这是不可能的……我国根据国际条件尤其是国内各阶级联盟和经济发展的情况，不采取这种激烈的突然变革的办法，而采取温和的逐步过渡的办法。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虽然是一场革命，但可以采取逐步的和平转变的办法，而不是在一天早晨突然宣布实行社会主义。在过渡时期中，要使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一天一天地增加。”9月11日，是这次政协常委扩大会的最后一天。这一天，周恩来在会上作的总结报告中进一步指出：“我国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就是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也就是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比重中逐步增长的时期。”

这次会议后，各级党组织在全国范围展开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活动。但许多地方对过渡时期总路线解说不一。毛泽东及时发现了这个问题，要求中央宣传部起草一个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提纲，以此统一口径，准确表述过渡时期总路线。中宣部组织人起草了七稿，毛泽东看后均不满意。毛泽东决定亲自动手，对第七稿进行修改和补充。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提纲，对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了这样的完整表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毛泽东还在10月15日的一次谈话中，把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关系，比作“主体和两翼”。“主体”和“两翼”密不可分、互为前提。毛泽东还说，实现国家工业化，即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同实现社会主义改造，是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这个历史过程的两个方面。“总路线也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毛泽东作出上述这些指示后，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依次完成。

毛泽东对过渡时间采取不事先说死的办法，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变化作出判断和调整，使中国顺利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这得益于他高瞻远瞩的预见性。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结论时就说过这样一段话：“什么叫做领导？领导和预见有什么关系？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如果没有预见，叫不叫领导?我说不叫领导。”毛泽东正是具有预见性的伟大领袖。他高瞻远瞩的风范，永远值得我们敬仰和学习。

编辑|郭小丽

责编|陈彦如编审|项东民

甲辰年五月十二，

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

若要人敬己，先要己敬人；

你若对我真，我也掏真心。

能够相处舒服的人，

一定是相互理解，

相互谅解，和睦和谐。

和人相处，必须多一点真诚，少一些套路，

多一些真心，少一些算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