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斗争和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研判社会政治问题的两种基本框架。前者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有力武器，后者则是党在“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1]条件下探寻妥善处理社会矛盾的重要理论成果。随着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探索的不断深入，两者关系经历了从以“两类矛盾”吸纳阶级矛盾，到阶级矛盾不断产生逸出“两类矛盾”框架的冲动，再到阶级斗争反过来统领“两类矛盾”的嬗变过程。

官僚主义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问题，自然应放在上述两种基本框架中加以审视，毛泽东对官僚主义性质的认识也必然随着两种框架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当前，学界并未对这一问题给予足够重视，或是认为官僚主义单纯地属于人民内部矛盾[2]，或是觉察到毛泽东对官僚主义的定性存在从工作作风问题转变为敌我矛盾的发展历程，但都将这一转变笼统理解为“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结果[3]，不同程度地忽视了两种框架的复杂互动及对官僚主义性质认知的具体过程。本文试图在此基础上，勾勒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官僚主义问题性质认识的变动轨迹，并剖析其变动的内在逻辑。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立足调整新生政权的政治关系、团结一致发展社会生产，创立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在这一框架下，官僚主义主要被纳入人民内部矛盾范畴，但又隐伏着一定条件下向敌我矛盾转化的可能。

（一）“两类矛盾”基本框架的提出和确立

1956年以来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引发了毛泽东等人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理论思考。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标志着毛泽东在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矛盾问题上形成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在这个体系中，除了对两类不同性质矛盾不同解决方法的论述外，值得注意的是他对阶级矛盾和“两类矛盾”关系的说明。根据毛泽东的观点，人民内部矛盾分为两个部分：一为阶级矛盾，即“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主要指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4]；一为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其中又包括“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5]。阶级矛盾本来是对抗性矛盾，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平赎买政策的成功使毛泽东乐观地认定，“如果处理得当”可以用非对抗性的方法即民主的、团结、批评、教育的方法加以解决。当然，两类矛盾之间依然存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可能，人民内部的阶级矛盾仍有可能重新转变为敌我矛盾。

通过上述理论构想，毛泽东实际上把阶级矛盾分解成两部分——极少数部分仍然作为敌我矛盾存在，大部分则被吸纳进人民内部矛盾范畴之中——从而淡化阶级斗争色彩，突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一国家政治生活新主题，达到团结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6]的最终目的。

一个复杂理论从提出到被完全接受，总要经历一个过程。在毛泽东发表关于“两类矛盾”的演说后，党的领导层并没有马上领会这一学说的精髓和实质，尤其是阶级矛盾“同‘两类矛盾’关系”的部分。比如，刘少奇在1957年3月到湖南考察时谈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个矛盾“在私有制度的社会里”主要表现为阶级矛盾，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度的社会里”主要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7]；邓小平4月到甘肃考察时谈到，“去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阶级斗争、阶级矛盾基本解决了，人民内部矛盾变得突出了”[8]；差不多同时，彭真在北京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也提及，“国内阶级矛盾基本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就显露出来了”[9]。可见，在一段时期内，毛泽东以外的其他领导人尚未意识到“两类矛盾”和阶级矛盾之间是吸纳与被吸纳的关系，仍习惯性地把阶级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并列和对立起来。

1957年夏季的全党整风及反右派斗争，为党的领导层形成共识提供了机会。反右派斗争实际上是毛泽东所说的人民内部的阶级矛盾由于处理不当而部分转化为敌我矛盾的鲜活案例。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在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范围内，不厌其烦地重申阶级矛盾同“两类矛盾”关系的理论要点：“敌我矛盾是阶级矛盾，但阶级矛盾不一定就是敌我矛盾。阶级矛盾内有敌我矛盾，但不是主要的，大部分是人民内部矛盾。”[10]此外，他在稍早时候专门就甘肃省委提出的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哪个为主的问题作出答复：“两个矛盾都同时存在。”[11]换言之，所谓主要矛盾不是指人民内部矛盾或敌我矛盾，而是属于生产关系中相互关系范畴的阶级矛盾（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12]，只不过这一矛盾被“两类矛盾”分解和吸纳。

经过毛泽东的反复讲解，党内其他领导人迅速调整自己的观点，与毛泽东逐渐达成基本一致。邓小平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作整风运动报告时指出：“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条件之一是资产阶级接受我们的方针，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和党的领导，否则就会转化为敌我矛盾。”[13]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作的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14]。以此为标志，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两类矛盾”吸纳阶级矛盾的基本框架最终确立起来。

（二）把官僚主义纳入人民内部矛盾范畴

这一时期毛泽东对官僚主义问题性质的认识就是在这一框架中进行的。在党的领导人中，刘少奇较早从矛盾范畴出发来思考新中国成立后的官僚主义问题。他在1951年工作笔记中指出，在国营工厂中阶级矛盾和剥削关系不再存在的情况下，必须学会处理另外一种新的矛盾和关系，即“国营工厂管理机关与工人群众之间的矛盾和关系”，并指出这属于“工人阶级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和关系”[15]。所谓“管理机关与工人群众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就是后来刘少奇进一步指出的“人民和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的矛盾”[16]。

刘少奇关于官僚主义和人民群众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观点，与毛泽东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后者在最高国务会议演说及其后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的谈话中，进一步提出反对官僚主义的方法问题。一方面，毛泽东明确将官僚主义同人民群众的矛盾划归为“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17]，提出用批评教育的方法加以解决。另一方面，毛泽东着眼于当时国内发生少数人“闹事”的情况，指出发生“闹事”的因素除了物质要求得不到满足、对工人和学生缺乏思想政治教育以外，更重要的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为此，他提出应对“闹事”的四条办法：第一，克服官僚主义，适当地处理矛盾，使其不闹；第二，官僚主义没有克服，要闹就让他闹，因为你没有解决问题；第三，要闹就让他闹够，应该把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民打扁担，看作是我们改善工作，教育工人、农民、学生的一个过程；第四，除个别人以外，一般不要开除。[18]可见，毛泽东不但没有否定群众“闹事”的合理性，反而把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等看作是“克服人民内部矛盾，调整社会秩序的一种补充方法”[19]。

根据毛泽东这一观点，1957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指出：“在某些特殊情形下，如果领导者的官僚主义极端严重，群众几乎没有任何民主权利，因而无法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正常方式解决问题，那么，群众采取罢工罢课游行请愿等类非常方式就会成为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必要的。”[20]4月，刘少奇在上海市委党员干部大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发挥毛泽东的意思，提出人民群众与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之间的矛盾“基本上”是人民内部矛盾，所谓“基本上”是说除了“少数特别恶劣的、顽固的、反人民的官僚主义者”以外，“一般犯了官僚主义错误的”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21]言外之意，对后者应当采取批评教育的“小民主”方法加以解决，对前者则不排除使用“大民主”甚至是敌我斗争的方法进行处理。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最初几年，在“两类矛盾”的基本框架中，官僚主义问题被明确地归入人民内部矛盾范围，同时又保留对严重官僚主义使用“大民主”甚至专政手段的余地。这与“两类矛盾”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理论逻辑是内在一致的，是共产党人既坚持原则性又注重灵活性方法论的充分体现。但是，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界定往往取决于党的领导人对斗争形势的判断而缺乏确凿的标准，阶级矛盾同“两类矛盾”的关系又因为理论上的复杂性使党内干部群众一时感到难以把握，这一定程度上导致官僚主义在“两类矛盾”之间、阶级矛盾和非阶级矛盾之间反复摆动。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是国内外形势急剧变化、党和国家遭遇严峻挑战的一个特殊阶段。在此期间，原本被“两类矛盾”分解吸纳的阶级矛盾不断产生逸出冲动，但在毛泽东等人的坚持下仍然被控制在“两类矛盾”框架之中。随着对官僚主义问题严重性的估计不断升级，官僚主义与蜕化变质分子产生难以分清的勾联，对官僚主义问题的定性一度存在滑向敌我矛盾的危险，但最终仍被控制在人民内部矛盾范围内。

（一）阶级矛盾逸出人民内部矛盾的冲动及其反制

1958年8月，中苏两党在国家战略利益和意识形态问题上的分歧和冲突逐渐显现，中国的国际环境日益恶劣，加上自然灾害对社会生产的破坏以及党在政策制定和执行上出现的偏差，党和人民面临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经济困难。危难思变之际，阶级斗争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传统观念被重新激活，其表现主要有三：其一，从国际反修逐渐转向国内防修，在判断苏联出现修正主义的同时，毛泽东认定中国也出现了思想代表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者；其二，1959年夏突如其来的“反右倾”斗争不仅中断了此前的纠“左”进程，而且重申党内斗争是十年来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斗争的继续，政治空气迅速紧张起来，毛泽东则在1960年3月天津会议上再次指出社会主要矛盾“还是阶级斗争”[22]；其三，1960年初，“五风”[23]问题随着各地大面积饥荒和浮肿病被逐渐揭露出来，党内领导层在自我批评的同时，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一小部分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还大搞走“后门”和生活特殊化的党员干部。当年12月，党中央在《关于山东、河南、甘肃和贵州某些地区所发生的严重情况的指示》中严厉批评铺张浪费、贪污腐化、破坏党章、违法乱纪、不顾人民死活的现象，并指出其中某些破坏行为是敌对势力在试图篡夺地方上的领导权，是“农村中阶级斗争的最激烈表现”。[24]

尽管阶级斗争的动力不断增强，但党的领导层仍然坚持运用“两类矛盾”分析框架处理问题，把大量阶级斗争严格控制在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内。在国际反修方面，党中央内部早已称赫鲁晓夫为修正主义者，但对外仍将其定性为“半修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正如周恩来所言，“我们可以把坏事想足，但不能超过人民内部矛盾问题”[25]。在国内“反右倾”斗争方面，毛泽东一边严厉批判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一边指出“处理这类事件，不可以用简单的方法，不可以把它当作敌我矛盾去处理，而必须把它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去处理”[26]。彭真在具体部署反右整风时也明确指出，“斗争的方式方法一定要和风细雨”，“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尽可能少戴，要防止扩大化”。[27]

总之，一方面阶级斗争的能量不断积聚，对修正主义者和阶级异己、蜕化变质分子的批判日益严厉；另一方面阶级斗争尽力被控制在“两类矛盾”框架之内，大量的阶级矛盾仍然被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解决。两者形成的巨大张力构成这个阶段党应对社会政治矛盾的基本方式和主要特征，也是这几年中党的方针政策反复多变的重要根源。

（二）对官僚主义性质认识的摆动

上述变动深刻影响着毛泽东对官僚主义问题性质的认识，这比较集中地体现在1960年底至1961年初中央工作会议前后对官僚主义性质判定的两次改变。1960年12月23日晚，毛泽东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负责人开会，在听取汇报过程中把全国干部分为六类：第一类是“五类分子”[28]；第二类是“本来是好的，变坏了，被人家拉过去了”的蜕化变质分子；第三类是“死也不改，‘共产风’一直刮，党的话不听”的“死官僚主义分子”[29]；第四类是“情况不明，头脑不清”的糊涂人；第五类是“知道一些，不甚清楚”的人；第六类是“头脑清楚，事情办得好，‘共产风’很少或者没有”的人。毛泽东认定，“死官僚主义分子”是“五类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的“间接同盟军”，“不能说是我们的人，也是敌人”。这是党的领导人第一次把官僚主义者从人民内部矛盾中部分地剥离出来，转而归入敌我矛盾范围。然而，仅仅四天以后，在听取中央工作会议各小组汇报时的插话中，毛泽东改变了自己的观点：“死官僚主义分子同一、二类有所区别，还是人民内部问题。”[30]会议结束后，《中央工作会议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再次明确，人民同地富反坏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矛盾的“性质是敌我矛盾”，而同“死官僚主义分子”的矛盾则“仍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31]

如何理解毛泽东在不到一周时间里两次改变自己对官僚主义性质的判断？根据笔者目前掌握的文献材料，尚不能对此作确凿的分析，但联系当时的历史情境，大致可以作出以下推断：

首先，毛泽东将“死官僚主义分子”划入敌我矛盾，主要是因为各地大面积饥荒发生以后，仍有部分干部罔顾中央“紧急指示信”及相关指示，大搞“一平二调”，大办基本建设，不仅严重削弱了农业生产力量，而且不作调查研究、不顾群众死活，既破坏了生产、又残害了群众健康，种种荒唐行为使毛泽东在异常激愤的情绪中对“死官僚主义分子”作出前所未有的严重判断。然而，在激动情绪逐渐平复后，基于团结90%以上的干部和群众以共同对敌的策略考虑，毛泽东又迅速调整自己的观点。

其次，一般的官僚主义者、“死官僚主义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这三个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界限的模糊。就内涵而言，三者都指向少数干部身上存在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五多五少”[32]等官僚主义作风问题。其中，前两者被称为“官僚主义者”，只不过在犯错误的情节上存在轻重程度的不同；蜕化变质分子则指受到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侵蚀而丧失无产阶级立场的干部，它与官僚主义者存在质的不同；但从发生学的角度看，蜕化变质分子基本上是从本来就存在种种官僚主义作风问题的干部群体中分化出去的。可以说，大量的蜕化变质分子就是丧失了无产阶级立场的严重官僚主义分子，而前者又往往是在后者的失察、纵容甚至故意包庇下产生的。因此，毛泽东把“死官僚主义分子”称为地富反坏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的“间接同盟军”，必欲撤换之而后快。

最后，不应把毛泽东对官僚主义性质认知的摇摆看作其个人的孤立行为，其背后潜藏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逸出人民内部矛盾范围向敌我矛盾转化，从而瓦解“两类矛盾”基本框架的趋势。在这趋势之中，官僚主义与蜕化变质分子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勾连性、官僚主义在“两类矛盾”间转化条件的模糊性，为官僚主义最终滑向阶级矛盾甚至敌我矛盾不断聚合能量，一触即发。

20世纪60年代以后，党的领导层对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的判断日益严重，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最终挣脱了“两个矛盾”框架，成为统领各项工作的“纲”，“两类矛盾”变成为阶级斗争服务的党内团结策略。在阶级斗争观念的支配下，毛泽东难以对官僚主义问题的性质作出清晰、自洽的界定，官僚主义成为兼具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双重性质的混合物。

（一）重提阶级斗争与“两类矛盾”理论框架的隐退

1962年初中央工作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带头对过去工作中的错误作自我批评，全党在内外挑战面前达成新的团结。但会后不久，毛泽东发现党内存在“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的严重问题，为捍卫社会主义根本原则、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他决心发动新的阶级斗争。此外，从1962年底起，中苏两党走向公开论战。正如周恩来所言：“国际上的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它不能不反映到我们国内。”[33]在国内外双重因素作用下，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一步步突破“两类矛盾”的既有框架，正式取代“两类矛盾”成为主导全局的基本框架。

第一步是1962年8月、9月召开的北戴河会议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会议期间，毛泽东打破既定议程，着重谈阶级、形势、矛盾三个问题。他指出，阶级、阶层是存在的，有阶级存在就有阶级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本质是敌对的”，不过可以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解决；“阶级斗争要贯串整个历史时期”，要“年年讲，月月讲”，“使我们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34]尽管毛泽东仍把阶级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解决，但更强调阶级矛盾的敌对本质，只是“说成是内部矛盾为好”[35]，如此表述似乎意味着一旦斗争需要，阶级矛盾可以随时转化为敌我矛盾。

第二步是1963年至1964年开展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36]。对此，有以下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党的领导人从一开始就明白无误地指出运动的阶级斗争性质。如刘少奇说“八届十中全会讲阶级、阶级斗争，现在就要正式部署一个行动，搞一个阶级斗争”[37]；其后不久毛泽东也指出“‘五反’是一种阶级斗争”[38]。其二，随着运动的展开，阶级斗争的地位逐渐突破八届十中全会关于“不要让阶级斗争干扰了我们的工作”[39]的规定，成为统领一切工作的“纲”。1963年11月，《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引用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要点的话，并指出“以阶级斗争为纲”是运动的基本方针。[40]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毛泽东本人从未提出过“以阶级斗争为纲”，但对“后十条”的表述和后来陶鲁笳说的“四清运动是以阶级斗争为纲”[41]都是赞成的，实际上间接确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全党工作中的统帅地位。

第三步是1964年12月至1965年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以阶级斗争为纲”作为最高政治理念提出后，必然要面对和“两类矛盾”这一原有主导框架之间的关系。这次会议实际上解决了这个问题。会议期间，毛泽东、刘少奇争论的一个焦点是当前农村主要矛盾的表述问题。刘少奇提出主要矛盾应当是“四清”[42]与“四不清”的矛盾，其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43]。毛泽东则尖锐批评所谓四清四不清、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交叉是“非马克思主义的”[44]，“两类矛盾”交叉只是一种形式，阶级矛盾才是实质。由此，毛泽东一举推翻已在党内流传多时的“两类矛盾交织”论，重新提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作为国内主要矛盾。

总之，从1962年到1964年底，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地位不断提高，终于挣破“两类矛盾”框架的限制，再次成为研判社会政治问题的主导框架。在阶级斗争的统领下，“两类矛盾”的提法依然存在，但是其背后逻辑已发生巨变：正确处理“两类矛盾”此前主要是为了团结起来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文化，从此时起则主要是为了“同阶级敌人作斗争”，然后才是“同自然界作斗争”[45]。换言之，“两类矛盾”不再发挥分解吸纳阶级矛盾的作用，反而是为阶级斗争服务的工具。

（二）从官僚主义到“官僚主义者阶级”

阶级斗争和“两类矛盾”关系发生转折性变化，毛泽东对官僚主义问题性质的认知随之发生重大变化。在1962年以前，官僚主义已经分化出一部分转化为敌我矛盾的蜕化变质分子，“死官僚主义分子”又一度被纳入敌我矛盾，但总的来说官僚主义仍属人民内部矛盾。八届十中全会以后，随着“以阶级斗争为纲”口号的提出，官僚主义一方面仍保留原来人民内部矛盾形式的内涵，主要指干部在工作中出现的不重视调查研究、不顾人民群众死活、搞生活特殊化等作风问题；另一方面其阶级斗争色彩愈加浓重，官僚主义者与阶级异己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越来越接近，共同构成所谓“走修正主义道路的社会阶层”[46]。毛泽东在转发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相关材料时写道：“这些社、队的领导干部不愿意和社员在一起积极参加劳动，因而脱离群众，不能抵抗剥削阶级思想的侵袭，生活特殊化，贪污多占群众的劳动果实，有的甚至逐步蜕化变质，堕落成为富裕农民和资本主义分子利益的代言人，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47]这段批语说明，在毛泽东看来，修正主义往往是从不参加劳动、脱离群众等官僚主义行为开始的，这中间并不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

党的领导人在日常表达中没有明确区分作为作风问题和作为阶级斗争问题的官僚主义，反而常常混淆起来笼统批判，把官僚主义问题逐步推向敌我矛盾的危险境地。1963年5月，毛泽东谈到“有些共产党员挂了党员的招牌，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分子，这不是多数，但有一部分是如此，搞投机倒把，贪污盗窃，铺张浪费”，紧接着又说“浪费问题很大，这个问题如能适当解决，就可以搞出几十亿美元”，他戏谑地称之为“向官僚主义者‘借款’”。[48]这里，毛泽东并没有说清楚造成严重浪费的究竟是“资产阶级分子”还是“官僚主义者”，在他看来两者似乎已经没有根本差别。

除了语义上的模糊不清外，促使官僚主义问题急剧向敌我矛盾转化的，还有在严重估计阶级斗争形势情况下从全国各地送交到毛泽东手中的工作报告。1964年11月的一份地方报告指出，现在不是领导权有没有三分之一的问题，“更普遍的是大量农村干部正在和平演变之中”，在农村已经出现了“以基层干部为代表的新的富裕农民阶层”。[49]一个月后，中南局负责人向中央提交蹲点报告，指出其所在生产队已经出现以7户干部为代表的新的富裕农民阶层与1户上中农、1户富农、4户地主联合起来剥削贫下中农的两极分化事实。毛泽东在报告提及许多领导干部对阶级斗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处批注：“这些人是有视听见闻的，可是只视听见闻了剥削阶级一方面；而对被剥[削]阶级一方面，即广大的贫下中农，则根本没有什么视听见闻。”[50]1964年12月，毛泽东在对陈正人蹲点报告的批注中提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针对陈正人所说企业领导干部对敌情估计不足、对企业内部严重问题认识不足等情况，毛泽东指出：“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足呢？”[51]

至此，官僚主义变成“官僚主义者阶级”和“资产阶级分子”，人民内部矛盾部分转化为尖锐的阶级对立，官僚主义问题的阶级斗争性质被不断放大。1965年8月，毛泽东指出党内“有要走修正主义道路的社会阶层”，这个阶层“相当广泛，人数不多，但有影响”[52]。此时他已认定，无论是“五反”还是“四清”都不足以解决如此严重的修正主义问题，一场以“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斗争目标的“革命”最终被发动起来。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官僚主义性质的认识进程，是以中国共产党人分析社会政治问题的基本框架为转移的。从中共八大至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两类矛盾”框架初步确立，阶级矛盾被分解吸纳于“两类矛盾”之中；从八大二次会议至八届十中全会，阶级矛盾不断产生逸出“两类矛盾”的冲动，但始终被限制在人民内部矛盾之内；八届十中全会以后，阶级斗争地位不断攀升，最终取代“两类矛盾”重新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主导分析框架。与之相应，毛泽东对官僚主义性质的认识也有三个阶段：官僚主义从最初明确归属人民内部矛盾，到在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之间来回摆动，直到最后一部分保留在人民内部矛盾内，另一部分超出人民内部矛盾范围而向敌我矛盾转化。

这一认识过程是充满曲折的，而且由于毛泽东晚年对国内外政治形势估计日益严重，“文化大革命”被错误发动，党、国家、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当然，需要看到，“人的全部认识是沿着一条错综复杂的曲线发展的”[53]，必须在实践中反复检验和修正，才能逐步实现认识的合规律性，这一点已通过上文“三阶段”的概括体现出来。其次，历史的前进方向不是某个意志的结果，而是历史合力的产物。毛泽东对官僚主义性质的判断不是孤立进行的，而是在党内领导层分歧与共识的复杂互动中产生的。最后，应当看到“变化”背后始终“不变”的部分，即不论毛泽东对官僚主义问题的估计如何变化，他始终关注作为人民内部矛盾的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问题的解决。总之，毛泽东对官僚主义性质的认识演变反映的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年代，中国共产党人为巩固社会主义政权、反对官僚主义而进行的思想探索和实践努力。这当中不管是成功还是挫折、真知还是谬误，都是后世必须倍加珍视和认真总结的宝贵历史经验。

杜家丞，广东广州人，法学博士，（北京 100872）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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