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校区的大礼堂南面广场中心，在东西两侧挺拔翠柏簇拥下，矗立着一尊名为“我们的老校长”的毛泽东雕像，雕像前的广场南端正中坐落着毛泽东为中央党校题写的“实事求是”校训碑。这两处雕像碑石，永恒定格了毛泽东与中央党校的特殊关系和他寄予中央党校的深切期望，无声诉说着延安时期毛泽东给中央党校留下的那份特殊荣光和亲切记忆。

1935年11月，党中央长征到达陕北瓦窑堡后恢复党校办学，定名为中共中央党校。1937年2月中央党校进驻延安，至1947年3月随党中央撤离延安，办学历时10年。这10年，成为中央党校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特别是在1943年3月至1947年3月的四年期间，毛泽东兼任中央党校校长，亲自指导和引领中央党校的发展，书写了党的历、党的干部教育史和中央党校发展史上的一段佳话。

他在中央党校阐明党的政策方针，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指明革命的前途和方向

中央党校恢复办学后不久，1935年12月27日，党中央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即著名的瓦窑堡会议，会议地点是中央党校。毛泽东在会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这是有史可查的他首次到中央党校作报告。报告正确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批评了党内那种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中产阶级不可能和工农大众联合抗日的错误观点，强调党的基本策略任务，就是反对狭隘的关门主义，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的讲话，给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并担任训练班第三班班主任的习仲勋留下了深刻记忆。1935年9月，习仲勋等一批领导干部被“左”倾路线的执行者关押起来准备处死，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他们才得以释放平反并进入党校学习。错误路线害死人，正确路线团结人。习仲勋说：“我凝神谛听毛主席的报告，觉得他讲的完全合乎实际，路线完全正确。我感到迷雾顿散，信心倍增。”瓦窑堡会议和毛泽东的报告，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针对汪精卫公开降日和国民党集团内投降、分裂、倒退活动日益严重的情况，1939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作题为《反对投降主义》的讲话。他明确指出，要达到抗战必胜目的，中心的任务就是要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巩固统一战线，就必须反对投降主义。要记取大革命遭受失败的教训，反对政治上的软弱症，使自己的力量增强起来，才能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这一讲话，分清了大是大非，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和步调。

在伟大的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先后在中央党校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5月)和《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1942年2月)三个重要报告，全面论述了整风的任务、内容、办法和意义，成为整风学习的重要文献。在整风过程中，中央成立了由毛泽东任主任的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并决定抽阅各系统的读书学习笔记，毛泽东负责抽阅党校系统的笔记。延安整风破除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使全党充分经受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洗礼，也使中央党校成为全党进行思想锻造的大熔炉，在加强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中作出了永不磨灭的贡献。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后，毛泽东及时指明革命的前途和方向。1943年8月，他在中央党校讲话时指出，我们“要干两个革命，一个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一个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两个革命都要在我们手里完成”。1944年5月，他在中央党校作关于时局问题的报告，指出“胜利快要到来”，为迎接胜利到来，一是要防止骄傲，二是要打开思想，善于思索问题。1945年2月，毛泽东再次到中央党校就时局问题讲演指出：“中国的主要问题是国民党和共产党能不能够团结起来消灭日本帝国主义。我们要求团结，这次国共谈判我们提出八条，国民党一条都不办。我们要准备力量，要扩大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这些论述和分析，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引导中国走向光明前途作了思想上和行动上的必要准备。

他提倡理论联系实际，领导制定党校教育计划，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全党

全面抗战爆发后，全国各地的革命青年纷纷奔赴延安。毛泽东非常珍视这些青年人，要求开办各类学校进行培养。他说：“出人是要紧的事，出了人便可以派出去”。

中央党校承担着“出人”的战略任务。“出人”首先得进人，人进入党校学什么呢?毛泽东指出：“在党校学得了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就是他强调的“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但一段时期内，党校教学中照本宣科讲条条、讲概念，“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理论联系实际工作做得并不好。1941年5月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中，毛泽东再次指出：“对于在职干部的教育和干部学校的教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他要求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并科学界定了实事求是的内涵。1941年冬，毛泽东为中央党校题词“实事求是”，殷殷期许，寄予厚望。

1942年1月，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央党校教育计划。他致信周恩来说，政治局业务中心“以掌握思想为第一项”，“掌握思想之实施为干部教育，已将党校改组，中央同志实行教课”。2月，毛泽东即到中央党校“教课”，作《整顿党的作风》的讲话。他指出，我们所要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2月底，毛泽东再次指出：“党校课程要改造。现在党校教中国古代史及西方史，离现实太远。”

根据毛泽东整风报告精神，中央党校制定了教育计划，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学习方法用毛泽东所说的“古今中外”法。理论学习一直是毛泽东强调的重点。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决定毛泽东兼任中央党校校长后，他更为关注这一点。1943年8月，他指出：“我们办党校，就是要使我们同志的政治水平和理论水平提高一步。”党校学员要“学习党的历史和马、恩、列、斯的著作”。1944年5月，他又强调党校“比较偏重讲党的理论，党的历史和作风”。

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中央党校办学规模逐步扩大，从各地征调来延安学习的干部和为召开党的七大前来参会的干部，都集中到党校并成立了相应的学员部。至1944年10月，中央党校形成了6个学员部，学员达3000多人。中央党校的教学重点，从1943年10月起进入学习党的历史和路线、总结经验的阶段。在深入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按照中央部署，中央党校组织学员认真学习决议和有关重要文件，进一步分清了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认识到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成果即毛泽东思想，是指引革命取得胜利的唯一正确的思想，自觉用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自己。毛泽东曾对来中央党校学习的同志说：“没有大量的真正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的干部，要完成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历史证明，中央党校及其培养的干部，没有辜负毛泽东的期望。

他对党校学员耳提面命，关怀备至，使中央党校成为一个革命大家庭

中央党校的学员来自五湖四海、党政军群各系统，担负着重要责任，是党的宝贵财富。毛泽东对他们耳提面命，关怀备至。

他亲自修改学员文章，听取工作汇报。1938年1月，《解放》发表党校学员陈伯钧（时任八路军第120师第359旅旅长）的《论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袭击》一文。这篇文章，是陈伯钧节录毛泽东1934年所著《游击战争》中论游击战术的部分，算是学习心得。毛泽东亲自审阅修改并指出：“一切战术都以适合情况为原则，文字条文仅能作为实战的参考，不能死板应用。”1939年8月，毛泽东专门听取学员张鼎丞（时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司令员）关于新四军与东南党的工作报告。1944年7月，毛泽东阅改学员刘子久（曾任中共淮北区委书记）关于学习问题给淮北区党委的信，加写了几段话，其中有针对性地指出：党内的千里马和伯乐都不应被埋没。

他广泛征求学员意见，完善有关重要讲话和文件。1942年4月，毛泽东致信在党校学习的欧阳山(时任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主任)等人，要他们代为搜集文艺界的意见。很显然，这是在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准备。1944年4月，根据毛泽东授意，谭政起草了《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这是一份重要的政治军事文献。毛泽东作了大量重要修改，并要求谭政向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各抗日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征求意见。

他仔细倾听学员心声，予以宽慰关怀。参加过宁都暴动、后任晋察冀军区参谋长的孙毅在党校学习时给毛泽东写信汇报情况，毛泽东复信慰问孙毅“多年劳苦”，希望他学习结束时“晤谈一次”。浓浓的同志战友情谊，跃然纸上。

他真诚面对学员，勇于修正错误。1944年5月，毛泽东在中央党校讲话指出，整风后期审干工作出现扩大化偏差，有些同志受了委屈。他说：“整风中的一些问题，是则是，非则非，搞错了的，摘下帽子，赔个不是。”讲到这里，他向大家敬礼赔不是，并说：“同志们，我举起手向大家敬个礼，你们不还礼，大家想想，我怎么放下手呢?”这时全场起立鼓掌。1945年2月，他在中央党校讲话指出，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并再次向受到错误处理的同志赔不是。这一举动，化解了许多人心中的芥蒂，重新实现了同志间的团结，使中央党校成为一个革命的大家庭。

他给任务提要求，使中央党校各方面工作蔚成风气，成为开展重要活动的引领平台

1942年9月，毛泽东为《解放日报》起草征稿办法，并约请邓发、彭真、吴玉章、范文澜等为稿件征集人。邓发时任中央党校校长，彭真为中央党校教育长。这是垂青党校给予锻炼机会。1943年4月，毛泽东看了王若飞关于广播稿的来信，称赞“这些党播(党务广播稿)，都写得很好”，要求王若飞：“选择三五个典型，每个写成三五件党播(例如中央党校，不是一件党播能写得好的)。”字里行间无不体现出刚兼任校长的毛泽东对中央党校的厚爱。1944年4月，毛泽东阅改任弼时关于金融贸易财政政策的报告，觉得很有价值，批示“在党校第一部讲一次”。

毛泽东对中央党校的关爱，激发了党校员工的工作热情。根据《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中央党校的杨绍萱、齐燕铭编导了平剧(即京剧)《逼上梁山》。1944年1月，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俱乐部观看后引发共鸣，专门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庆贺信，表扬编导者“做了很好的工作”，“旧剧开了新生面”。他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

中央党校的工作蔚成风气，有赖于毛泽东的引领。特别是1943年11月中央党校大礼堂建成、成为当时延安容纳人数最大的建筑后，毛泽东多次在这里发表讲话、作报告，成为发布政策、宣示路线的一个重要引领平台。

1944年5月，毛泽东出席中央办公厅在中央党校大礼堂为陕甘宁边区工厂厂长及职工代表会议的代表举行的招待会并讲话。他指出：“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需要工业。要使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需要工业化。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1944年10月，毛泽东在大礼堂对即将去前线的干部作报告，勉励大家：“中国人民要解放，中国要得救，只有共产党才有办法，全国人民都仰望着我们。”他以柳树和松树比喻说：“柳树有机动性，松树有原则性，柳树可亲，松树可靠，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可亲、要可靠。”1945年6月，党的七大代表和延安各界代表在大礼堂举行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毛泽东主祭并讲话说：“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大山压着我们，破坏我们的生产力。我们要冲破这种压力，获得独立和民主，解放中国的生产力。”他坚定地表示：“我们有信心完成先烈们交给我们的责任，我们一定能胜利。”

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大礼堂的这些讲话，把党的政策路线主张讲出来、传出去，其作用如陈毅诗云：犹如竖战旗，敌军胆气丧。又如过险滩，舵手平风浪。又如指南针，航海必依傍。

今天世界气象日，

也是润二月初二

爱情不是被动的凝视彼此，

而是两个人一起望着同一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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