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党代会上的邓小平

南方的暑热还未退尽，北方的政坛上出现了爆炸性的事件。1971年9月13日，林彪携妻、子乘机潜逃，飞机坠落蒙古荒漠而折戟沉沙。事件爆发五天后，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发出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十天后，扩大传达到地、师一级。10月6日，中央发出关于林彪集团罪行的通知。10月中旬，传达扩大到地方党支部书记一级。10月24日，中央的传达扩大至全国基层群众。

11月6日，工厂里突然通知父母亲去工厂听传达中央文件。父亲的党籍虽保留了下来，但听中央文件的传达，却是破天荒的第一次。父母亲像往日一样换好胶鞋，拿着雨伞到工厂去了。

父母到工厂后，看见在约100多平方米的食堂里，全体职工80多人十分郑重地一排排坐好，前方两张桌子临时搭成一个简单的主席台。父母亲和工人们招呼后落座。工厂革委会主任罗朋和县工业局长来到会场，在主席台就座。罗朋用眼找到邓夫妇后招呼道：“老邓，你耳朵听不清楚，坐到前面来！”父母亲移至第一排坐下。

林彪叛国出逃913事件^注1

传达的中央文件，就是中央所发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及其反党集团的罪行材料。

文件整整念了两个多小时，全场人大气不出地听了两个多小时。传达完后，宣布各车间讨论。在修理车间里，父亲听着工人们热烈而异常活跃的讨论，仍是一言未发。陶排长向罗朋建议，让老邓把文件拿回去自己看吧。就这样，父母亲带着文件回到家里。已是下午一点多钟了，好不容易盼到父母亲回来。父亲依然没有说话。全家吃完午饭后，上了楼，关上门。妈妈激动地告诉我传达的详情，我激动地听着不禁热泪涌起。父亲没有坐下，一直站在那里，一边抽烟，一边看着我们。他竟然一改一贯的严肃和沉静，显得和我们一样的兴奋和激动。他的话不多，只说了一句：“林彪不亡，天理不容！”

两天后，也就是11月8日，父亲提起笔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在传达前，我对林陈反党叛国集团的事一无所知，只是感觉到陈伯达出了问题。对林彪则是非常突然的，所以，在听到林陈集团那些罪该万死的罪恶行动时，感到十分的震惊和愤慨！”他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的决定，写道：“林陈反革命集团这样快地被揭发被解决，真是值得庆幸的大事。如果不是由于主席和中央的英明的领导和及早地察觉，并且及时地加以解决，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正如中央通知所说，即使他们最终也得被革命人民所埋葬，但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我们社会主义祖国会遭到多少曲折和灾难。现在终于解除了这个危险，我和全国人民一道，是多么的高兴呵！”父亲在信中写道，他是“情不自禁”地表露他自己这样的心情的。

在高兴兴奋之余，父亲冷静地意识到，他是在给毛泽东写信。自从被打倒以来，自从最后一次与毛泽东谈话以后，他从来没有给毛泽东直接写过信。凡有事情，或政治，或家事，均按毛泽东最后一次见面时的交代，给汪东兴写信，或请汪东兴转报毛泽东和中央。但是，这一次不同。这一次他直接给毛泽东本人写信，一是因为林彪覆亡，的确事关重大；二是他清醒地认识到，这是一个重要的时机。他要利用一切机会，争取复出，为党和人民再做工作。

在给毛泽东的信中，父亲除了表达对中央决定的拥护之外，他要向毛泽东汇报他自己的情况。他写道：“我在主席的关怀下，到江西来整整两年了。这两年，我每天上午到工厂劳动，下午和晚上，看书、看报、听广播和做些家务劳动，除到工厂外，足不出户，与外界是隔绝的。在这时期，我遵照主席指示，努力通过劳动和学习自我改造，绝对遵守我向党作的保证，除自己的亲属外，没同任何人有来往。我们的生活，由于组织上的照顾，没有什么困难。”此后，他明确地写道：“我个人没有什么要求，只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作，当然是做一点技术性质的工作。我的身体还好，还可以做几年工作再退休。报上每天看到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在国内建设的突飞猛进，和国际威望的空前提高，都使我的心情激动起来，想做点事，使我有机会能在努力工作中补过于万一。”

记得刚来江西时，对“专案组”人员，父亲曾说过：“我还会出来工作。”两年后的今天，他正式而又明确地向毛泽东提出了这一要求。他深信，在这样一个时候，毛泽东是会对这一要求进行考虑的。父亲在这封信中，向毛泽东提及他的孩子们，并请求毛泽东帮助，以安排好他的孩子们。他写道：“此外，我希望能和子女们靠近一些，特别是两个较小的孩子（毛毛和飞飞）。毛毛（小女儿）分配到陕北农村已三年，现因我那个残废的大儿子在家，我们照顾不过来，暂时把她弄回来看护哥哥。她一心想学医，过去通过自学，也有一点基础。飞飞（小儿子）在山西插队已三年多。他们由于我的关系，成份不好，没有组织上的照顾，是不可能得到较好的分配的。我们的岁数大了，不免为儿女挂心，希望他们能分配到我工作的附近，最好到工厂当工人，能有固定的收入，毛毛能学医那当然更好。这些就是我的一些心事，顺便向主席诉说的了。当然我了解，这种事是完全应该听从组织的考虑和处理的。”

汪东兴和毛主席

为了以后和中央的联系，他在信中提到：“过去，主席交代我有事情找汪东兴同志，今年初因我大儿子的事写信给他，工作同志告我不要再写信了，所以十一个月来，我没有再写信。不知以后有事，是否还可以写信给汪东兴同志。”信的最后，他写道：“我衷心地诚挚地祝愿主席万寿无疆，主席的健康长寿就是全党全国人民最大的幸福了！”写完之后，父亲郑重地签上自己的名字。

从事后来看，对于父亲的政治生命，这的确是一封很重要的信。虽然当时父亲并不知道他这封信下落如何，也没有得到任何回复，但毛泽东的的确确地看到了这封信。

毛泽东在看到这封信后，曾问汪东兴：“你怎么不管人家了？”汪东兴其实并不知不让邓小平再写信的事，他向主席答道：“没有不管啊。我跟你在外地，不在北京。”毛泽东对汪东兴说：“小平同志的信上讲了，他的事还要让汪东兴管！”毛泽东的意思也十分明确，邓小平的事情还是要汪东兴来管。在邓的来信的信封上，毛泽东批示道：“印发政治局。他家务事请汪办一下。”

注1：

1969年，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明文规定：林彪是副统帅，是毛泽东的接班人。1970年，林彪加紧进行“抢班夺权”的罪恶活动。在1970年8月29日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林彪一伙利用“坚持设国家主席”和“天才”的问题，向党中央、毛泽东发动突然袭击，企图以和平方式，实现“抢班夺权”，结果失败。全会以后，党中央、毛泽东采取多种方式，一面削弱林彪集团的权势，一面对林彪进行耐心的批评教育。但林彪一伙毫无悔改之意，一面以假检讨应付，一面决定密谋武装政变，以暴力方式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

1970年10月，林立果纠集一批帮派骨干分子，组成了武装政变的秘密骨干力量，取名为“联合舰队”。1971年3月21日至24日，林立果、周宇驰等人在上海制订了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毛泽东有所警觉，在提议召开九届三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会议后，于1971年8月15日，从北京起程巡视南方。林彪一伙对毛泽东南巡极为恐慌，千方百计探听毛泽东南巡的谈话内容。当9月5日、6日从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武汉军区政委刘丰那里得知毛泽东同当地党政军负责人谈话内容后，林彪等人十分紧张，猜测国庆节前后将召开九届三中全会，可能要解决他们的问题，便孤注一掷，开始策动武装政变。

9月7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了一级战备的命令。8日，林彪下达了武装政变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9月8日至11日，林立果、周宇驰先后分别向江腾蛟、王飞以及“联合舰队”的其他骨干分子传达林彪手令，具体部署杀害毛泽东。9月10日，毛泽东突然改变行程，于12日下午3时到达北京丰台东站，在车上召见北京党政军领导人李德生、吴德。吴忠等人谈话，傍晚，安全返回中南海。

林彪得知谋杀毛泽东的阴谋破产后，决定南逃广州，另立中央。9月12日晚，周恩来获悉叶群、林立果要带林彪乘机出逃后，通过李作鹏向山海关机场下达指示，被林立果控制的257号三叉戟专机必须有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4人一起下令才能起飞。深夜11时30分，周恩来接到叶群要求调用飞机的电话时作了机智的回答以稳住林彪，却使林彪、叶群更加恐慌，于是，决定改南逃为北叛。

13日零时，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不顾警卫部队的阻拦，没等副驾驶员、领航员、服务员登上机，就强令起飞，怆惶出逃。凌晨2时半，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东北的草原上机毁人亡。9月13日凌晨3点15分，周宇驰等劫持3685号直升飞机企图外逃。中央及时采取拦截、迫降措施，6点多该机在京郊怀柔县境内降落后，周宇驰、于新野开枪自杀，李伟信被活捉。从直升飞机上缴获了大量国家机密文件和策划武装政变的材料，包括林彪9月8日的手令。

事后，遵照中央的指示，中国驻蒙古许文益大使等人，到飞机坠毁现场察看，尸体就地掩埋，并携带现场拍摄的大量照片回国汇报。随后周恩来作出飞机自行坠毁的正确结论。9月18日，中央及时将林彪叛逃事件向高级干部通报。9月29日发出通知：中央已命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离职反省，彻底交代。”10月3日，中央决定撤消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由叶剑英主持。同时，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首的由10人组成的中央专案组，彻底审查林彪反革命集团问题。

九一三事件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

十月初八

2023年11月20日

世界儿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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