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多次重要的九月政治局会议，对1941年、1943年、1948年的九月政治局会议，学界研究颇多，但对党史上的第一个“九月会议”，即1938年的九月政治局会议，学界着墨较少，本文就此次会议的来龙去脉予以梳理。

会议缘起：任弼时奉命赴苏，王稼祥回国传达共产国际指示

“九月会议”缘于王稼祥回国后带来的重要讯息。

1938年8月初，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带着共产国际的新指示和30万美元援助回到延安。王稼祥是1936年底去苏联疗伤休养的，后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他在莫斯科工作3个月后，他的老战友任弼时于1938年3月底来到了共产国际。

任弼时此行任务有二：一是向共产国际说明中国抗战情况和国共两党关系;二是在王明等人回国前，斯大林曾表示苏联愿意援助中共大炮，任弼时借机请求苏联及时给八路军以武器援助。

1938年4月14日，任弼时同王稼祥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递交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书面报告大纲。5月17日，两人再次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任弼时对书面报告大纲作了口头说明和补充，全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全面、持久抗战的方针政策。王稼祥在任弼时之后也做了补充发言，他分析了中国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势，说明了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区别，指出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决不会重犯陈独秀时的错误。这个看法被会议采纳。

除了在共产国际讲坛上大力宣传党的抗战路线和毛泽东的抗战思想外，任弼时还充分利用苏联的报刊杂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还单独向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进行汇报，使共产国际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有了新的认识。季米特洛夫还询问了王明1937年11月回国后的表现和情况，任弼时实事求是地汇报了王明以“国际路线”代表自居，与党中央争权，以及在武汉跟延安分庭抗礼的种种行径。

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通过《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定》。《决议案》是内部的，指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听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活动的报告以后，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决定》是公开的，指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声明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并声明共产国际与中华民族反对日寇侵略者的解放斗争是团结一致的。”《决定》支持和声援中国全民族的全面抗战，并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各国共产党以及一切热诚拥护民主与和平的人士，“用一切方法加紧国际援华运动”。(《王稼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89-190页)这就是说，共产国际认可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并予以广泛支持。

7月初，经请示党中央，王稼祥准备启程回国。临行前，季米特洛夫专门约请王稼祥和任弼时谈话，代表共产国际作了重要指示。他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同志是久经考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目前仍然应该坚持与国民党又合作又斗争的原则，警惕重复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悲剧。”他郑重地对王、任二人说：“应该告诉大家，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去竞争当领导人了。”(《王稼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90页)由于苏联把抗日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此前承诺的给八路军提供武器不现实，共产国际就从外汇中拨付30万美元，托王稼祥转交中共中央。

7月底，王稼祥回到延安。他先将共产国际的重要文件当面交给毛泽东，然后将季米特洛夫代表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所作的口头指示，向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共领导人作了认真的传达和必要的说明，并报告了其他情况。毛泽东和张闻天等立即商定，由王稼祥再到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

8月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与会者有毛泽东、张闻天、康生、陈云、王稼祥、林伯渠、刘少奇，会议决定：为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使全党认清抗战的形势和前途，明确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领导责任，克服右倾错误，9月间在延安举行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主持会议的张闻天还宣读了出席人员名单和会议议事日程。

1937年11月，毛泽东等在机场欢迎王明、康生、陈云等从苏联回到延安。

这个决定，中央及时电告在武汉的王明，让他回延安开会。王明自1937年11月回国后，倚仗共产国际的金字招牌，以“钦差大臣”自居，想让全党拥戴他为领袖。在1937年的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和1938年的三月政治局会议上，他咄咄逼人，批评党的方针政策，对毛泽东、张闻天等人进行指责，给全党工作造成了极大干扰。现在，他又上演了一场争当领袖的闹剧。

王明预感到共产国际的指示可能于己不利，竟异想天开地要求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和全体中央委员到武汉开会。他的理由是在武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占多数，自己又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和主席团成员，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的会议应该由他来主持。这个要求无理又可笑，理所当然地受到毛泽东等人的断然拒绝。毛泽东见到王稼祥时，指着王明的电报气愤地说：“我们共产党中央的会议，为什么要跑到国民党的地区去召开?我就是不去!”

王明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于8月7日与博古、凯丰等人致电中央，要求派王稼祥速到武汉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如王不能去，则将共产国际指示的主要内容迅速电告。10日，毛泽东、张闻天等回复王明，王稼祥不能去武汉，为有充分时间研究共产国际内容，请长江局负责人在政治局会议前早几天回到延安。王稼祥也复电王明：“请按时来延安参加六中全会，听取传达国际重要指示。你应该服从中央的决定，否则，一切后果由你自己负责。”

王明自然不敢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作对，遂于8月29日与周恩来、博古、徐特立离开武汉返往延安。

会议情况：充分发言，拥护共产国际关于毛泽东为中共领袖的意见

1938年9月14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即“九月会议”)按计划在延安举行，主要目的是为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作准备。出席会议的有12人：毛泽东、张闻天、王明、康生、朱德、项英、王稼祥、周恩来、博古、陈云、刘少奇、彭德怀。

这次政治局会议开得十分隆重。会议第一天，由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的报告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这是“九月会议”的重头戏，在某种意义上确定了会议的基调。

1938年9月，参加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与会代表合影。

王稼祥报告说：“根据国际讨论时季米特洛夫的发言，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朱、毛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38页)他说，季米特洛夫指示：“在当前，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的问题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要告诉全党，你们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王明等人不要再争吵了。”王稼祥特地说明：这最后一句话，是季米特洛夫在他临走时的特别嘱咐。

王稼祥传达的共产国际指示极为重要，既肯定了“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又明确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这就从根本上剥夺了王明以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自居、争当领袖，不断对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说三道四的资本。其他人纷纷发言表态，拥护共产国际的意见。李维汉回忆说：“季米特洛夫的话在会上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以后，我们党就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党的统一领导的问题。”(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416页)

接下来几天，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博古、项英、高岗分别代表八路军、北方局、中共代表团、长江局、新四军、陕甘宁边区作工作报告，王明、张闻天、陈云、康生分别作专题发言。

9月24日，毛泽东会上作《抗日战争与民族战线的新阶段新形势与党的任务》的长篇报告。他讲了五个问题：一、这次会议的意义;二、共产国际的指示;三、抗战经验总结问题;四、抗日战争与抗日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五、今后任务。

毛泽东先讲了这次会议的意义，指出：共产国际的指示不仅是这次政治局会议成功的保证，同时又是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指导原则，指示的最主要点是强调党内团结。他在讲话中总结了抗战以来的经验，分析了武汉即将失陷后的形势，指出抗日战争将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相持阶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党的任务是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团结全国力量，准备反攻。毛泽东说，我们的责任是要向全国人民解释三个问题：“第一，抗日战争是长期的或是短期的;第二，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还是日本的;第三，怎样进行持久战与争取最后胜利。”他着重论述了统一战线中统一与斗争的辩证关系，指出：由于国共合作是对立阶级的政党的合作，所以斗争是严重的不可避免的，具体表现是国民党顽固分子的摩擦和共产党的反摩擦。他说：“统一战线下，统一是基本的原则，要贯彻到一切地方、一切工作中，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不能忘记统一。同时，不能不辅助之以斗争的原则，因为斗争正是为了统一，没有斗争不能巩固与发展统一战线。”最后，毛泽东提出11项任务，指出，这是“党的任务，也是全民族的任务，即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任务”。

因为27日会议结束，所以26日发言的人比较多，张闻天、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先后进行了发言。

出席六届六中全会前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人员合影。前排右起：王明、项英、朱德、王稼祥、毛泽东、康生。后排右起：张闻天、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博古、陈云。

张闻天在发言中指出：国际批准党的政治路线，更能增进我们的自信心。武汉，我看是要失掉的。在不能保卫时要避免作大的牺牲，要指出中国抗战靠持久战的胜利，而不在一个城市的得失。我们应估计，武汉失守后的危机，要比南京失守时还更严重。但另一方面要看到，在敌人的野蛮政策下，蒋还将坚持抗战，大多数军队还将坚持抗战，妥协的亲日派没有军事力量，只要我们努力，还是能克服当前的困难。关于国共能否长期合作的问题，张闻天指出：只要国民党愿与共产党合作，我们可以与国民党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这就是说，不仅抗战建国，即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我们也要与他们合作。张闻天在发言中还谈到，党内要进行教育，提高党员的警惕性，理论学习最重要的是在实际工作中学习，要有马列主义的知识，要打通马列主义的难关。(《张闻天年谱》上卷1900-1941，第85-86页)

周恩来就抗战形势和统一战线问题发言，指出：抗战将转入第二阶段(战略相持阶段)。在第二阶段要发展游击战争，使正规战同游击战适当配合。要在战争中建立新的军队。要大胆把新四军中的老干部放出去发展游击战争。他强调：我们必须在保持党的独立性的原则下，拥蒋合作，拥护三民主义，这是巩固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419页)

刘少奇发言指出：现在半个中国是在敌人后方，大部分的领土、人口、物产都在敌后战区。共产党员要起模范作用，便要到前线、到战区去。同时，我们的长处也是战区的游击战争，对于我们的发展也以战区为有利。因此，我们的工作中心要放在战区。在讲到党内团结时他提出：要在组织上、党规上保证党的团结，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过去在莫斯科有人说，只要在政治上正确，组织上可以不服从，这是不对的。必须无条件服从组织，只能将意见提到上级去解决。(《刘少奇年谱》1900-1941增订本第一卷，第262页)

朱德发言指出：共产党要以天下为己任;为了掌握革命的领导权，干部必须要很好地学习马列主义，掌握革命理论。党内团结要实行正确的自我批评，党员要维持对党的领袖的信仰，因此，领导同志要有能接受批评的精神。领袖要听人家说自己的好话，同时还要听说自己不好的话。(《朱德年谱》新编本中卷，第830页)

这一天，王稼祥也作了关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的发言。他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第一次大革命统一战线有不同：一、上次合作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现在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二、上次合作是国内战争形式，现在是对外的民族战争;三、过去一切帝国主义挑拨中国内战，造成国共分裂，今天日寇要打倒国共两党，要消灭蒋介石的主力，这样的政策有利于巩固国共合作;四、共产党现在的政策与大革命时不同，现在的政策是巩固同国民党的联合，去对付共同的敌人。过去大革命发生国民党胜利还是共产党胜利的问题，现在是日本胜利还是国民党、共产党与中国人民共同胜利的问题。这一点要向党内和党外作适当的说明。王稼祥认为，在巩固统一战线中还有许多困难：一、统一战线中包括了各党派各阶级，因而存在着矛盾和冲突;二、中国统一战线是在不民主的制度下发展的，许多问题遇到更大的困难;三、在国民党和国民党军队中有亲日分子、反共分子存在。为此，王稼祥提出了怎样克服困难与巩固统一战线的意见。(《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43-145页)

从发言情况看，大家围绕国际国内形势、国共再次合作、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保持独立自主、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等事关革命前途和党的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了充分的交流。大家畅所欲言，会议民主气氛浓厚，保证了会议成效。

在27日最后一天的会议上，毛泽东说，这次政治局会议取得了伟大的成功，从而可以保证六届六中全会的成功，今后中央领导同志之间要真正的互相尊重，互相信任。

会议斗争：否定王明的报告，决定由毛泽东作六中全会政治报告

“九月会议”在最后一天通过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的议程：一、张闻天致开幕词;二、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三、毛泽东作政治报告。前两项议程没啥问题，关于政治报告的人选问题，“九月会议”也进行了一番斗争。

1937年11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后，12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曾决定成立党的七大筹备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王明为书记，还决定让王明在党的七大上作政治报告，毛泽东作中央工作报告。中央决定召开九月政治局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后，便通知王明回延安开会。王明勉强同意参会后，又以十二月会议决定由他作七大政治报告为由，提出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也要由他来作。为什么呢?王明认为，如果同意他作政治报告，就等于承认他是中共中央的“第一把手”。

这是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会址——延安桥儿沟天主堂。

党中央回电王明，你来延安开会极好，谁作政治报告之事，应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研究决定，你先准备也无妨。王明认为，既然让他先准备，那就是同意他作政治报告了，遂于8月29日离开武汉。乘火车到西安后，王明又停了下来，觉得作政治报告之事尚未敲定，又致电党中央，提出政治报告由他作才能来延安，否则就回武汉去。对于王明近乎无赖的行径，党中央耐着性子复电，还是到延安后再商量，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国际报告后再定。就这样三邀四请，王明才同意继续去延安。

9月10日，王明等人到达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和延安各界群众欢迎。毛泽东站在欢迎队伍最前列，笑容满面，显得热情诚恳。

王明一到延安，就找王稼祥问共产国际有何重要指示，他还想利用国际代表的权威来压服王稼祥。王稼祥把季米特洛夫的重要指示告诉王明，还特别提醒他认清形势。王明听后出了一身冷汗，因为这个意见与他回国时季米特洛夫提醒他的话相同，而自己不以为然，现在王稼祥转达这种意见，含义自是非同寻常。不过王明并不死心，还想搏一搏，还要力争在六中全会上作政治报告。

对于王明的把戏，中共中央团结一致，坚决排除其干扰。还在王明与中央讨价还价时，中央政治局一边催促他速来延安，一边于8月24日举行常委扩大会议，出席者毛泽东、张闻天、康生、陈云、王稼祥、刘少奇，专门讨论了毛泽东准备在九月政治局会议上作的政治报告大纲。毛泽东为此报告作了精心准备，因为这是他参加革命后，第一次在党中央全会上作政治报告。在王明到达延安的前两日，即9月8日，《新华日报》还全文刊登了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定》。(《王稼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95页)

9月20日，王明先在会上作报告。他讲了五个问题：一、一年来中日战争的基本总结;二、目前抗战形势与保卫武汉问题;三、怎样持久抗战与争取最后胜利;四、新工作条件下的中国共产党;五、抗战前途与民主共和国问题。王明这个报告与他以前的报告、文章相比，有所进步，如也主张持久战，不再贬低游击战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等等;但仍然坚持了一些错误主张，如继续强调保卫大武汉的特殊意义，继续主张军队“统一”，仍然强调运动战等。9月24日，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就是前文所说的《抗日战争与民族战线的新阶段新形势与党的任务》，也讲了五个问题。

“九月会议”经过讨论认为，王明的政治报告空洞，结合抗战实际不够，一些主要问题没有讲清楚，也不完全符合共产国际指示的精神;毛泽东的发言提纲适合抗战实际，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失败的教训，在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说清楚了主要问题，完全符合共产国际指示的精神。会议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少数服从多数，决定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代表中央向全会作政治报告。这也宣告，王明争当领袖的闹剧曲终人散。

“九月会议”取得了成功，它统一了中央领导层在重大政治、组织原则方面的认识，维护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团结统一，为坚持党的全民族抗战路线，纠正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创造了有利条件，从政治上、组织上为六中全会的召开作好了准备，也为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最高领袖地位奠定了基础。

会议决定：六中全会上通过中央工作规则，立下重要政治规矩

在“九月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在发言中建议“在六中全会通过一个中央工作规则”，建议被采纳。会议决定，由康生、刘少奇和王明组成中央规则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有关工作规则。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全会最后一天，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等党内规定，是中共党史上一次立规矩的重要会议。

对于为什么要出台这些规定，主持起草工作的刘少奇在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的《党规党法的报告》中曾有具体说明。他说：“要保证党的团结与统一，除政治上思想上之统一外，条文亦应规定法律上非团结不可，以避免个别人破坏党的团结与统一。并以此党规与党法去教育同志。”他在报告结尾强调：“中央委员及政治局委员在执行此党规党法上应表现为模范。”(《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第749-753页)刘少奇这样说，主要是针对王明在长江局工作期间一系列严重违背组织原则，严重破坏中央权威的教训，也鉴于1935年夏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拒绝北上，甚至发展到另立中央、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教训。

政治纪律是中国共产党最根本、最重要的纪律。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这三个决定，对政治决策纪律、政治执行纪律、政治宣传纪律、政治保密纪律等都作出了具体详细的规定，特别强调了从中央政治局成员到普通党员在言论、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政治原则。如《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强调：“各中央委员不得在中央委员会以外对任何人发表与中央委员会决定相违反的意见，亦不得有任何相违反的行动”;“各中央委员如果没有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及中央书记处的委托，不得以中央名义向党内党外发表言论与文件”;“各政治局委员未得到中央政治局之委任，个人不得用中央政治局名义或全党名义发表对内对外的言论文件”;“政治局会议中所讨论和决定的问题，凡未经政治局决定发表时，任何政治局委员须严守秘密，不得向政治局以外任何人泄露”。(《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第766-770页)

《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亦对各级党组织的工作规则与纪律作出明确规定。例如：“各级党的委员会的委员、代表会的代表，须无条件地执行该委员会或该代表会的决定”;“凡党员对于党的负责人及党在群众中的领袖有意见与批评时，除开负责的向相当的组织、党的负责人提出必要的批评外，不得随便在同志中及群众中任意品评他们的长短、错误与缺点”;“党员……不得在党内党外有任何反对组织、反对上级党委的言论行动”，等等。该《决定》特别强调：“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党的一切工作由中央集中领导，是党在组织上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各级党的委员会的委员必须无条件的执行，成为一切党员与干部的模范。”(《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第771-773页)自“四个服从”的政治纪律提出后，就贯穿于党的建设的各个层面，确保了党内决策的有效执行，有力维护了党的团结统一。

三个《决定》的通过，成为中国共产党加强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的重要文件。随着毛泽东核心地位的确立和稍后的延安整风，全党达到空前团结和统一，一个思想统一、组织齐整、领导有力、干部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以新的形象和力度驰骋于中国大地，大大加快了中国革命步伐。

除文中注释外，写作中还参考了下列文献：

施昌旺著：《王稼祥传》，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

郭德宏编：《王明年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黄少群：《从井冈山到延安：毛泽东的奋斗史》，中国发展出版社，2015年。

金冲及：《从十二月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抗战初期中共党内的一场风波》，《党的文献》2014年第4期。

罗平汉：《中共党史上定规矩的三次重要会议》，《福建党史月刊》2015年第7期。

朱仲丽：《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重要指示的前前后后》 ，《纵横》1997年第3期。

编辑|郭小丽

责编|陈彦如编审|项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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