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思奇，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通俗化、现实化与中国化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堪称人民大众哲学家。他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先河，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树立了光辉典范。

艾思奇原名李生萱，1910年，生于云南省腾冲县和顺乡水碓村李家大院。1925年，他考入云南省立一中，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并与聂耳结为好友。早年留学日本，最后弃工从文，从冶金系采矿专业转向理性主义哲学。“九·一八”事变后，弃学回国。1935年10月，艾思奇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介绍人是周扬、周立波。1935 1936年，任上海《读书杂志》编辑。

1936年6月，艾思奇将《哲学讲话》改名为《大众哲学》公开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力作，以大众化、通俗化、现实化与中国化的特点而著称，彰显出非凡的思想的伟力、大众的力量，为哲学大众化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大众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现实化的良好开端，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无产阶级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85年来，《大众哲学》已经发行了50版，逾100多万册。随着该书的出版发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迅速传播，启发激励无数青年奔向革命。

1966年3月22日，因心脏病突发，艾思奇的生命永远定格在56岁。500多万字的著述怒放了他短暂的生命，他用信念与执着拓荒了中国的哲学之路，在中国哲学史上留下了一曲璀璨的华章。艾思奇不仅是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战士，更是把哲学结合时代、结合实践、结合群众的真诚典范，他在研究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等方面都作出了杰出贡献。艾思奇的马克思主义学风、严谨的治学精神以及创新精神将永远被后人铭记。

青年时代，艾思奇积极参加学生爱国运动。上海时期，艾思奇学术生涯与革命生涯初见端倪。1934年春，艾思奇到上海，在李公朴先生任馆长的“申报流通图书馆”工作。同年11月，“读书问答”栏目从《申报》独立出来，成为《读书生活》半月刊。艾思奇负责每期撰写一篇“哲学讲话”，至1935年11月一共撰写了24期。1935年底集结成书，以《哲学讲话》为书名出版。因目睹当时中国日渐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矛盾，艾思奇的《哲学讲话》每一篇都使用人们耳熟能详的事例和口语，来讲解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化为日常生活的道理，并结合当时老百姓所面临的生活困顿、失业等现实问题，来讲述不同的世界观会使人选择不同人生道路的道理。《哲学讲话》单行本出版后很受欢迎，其讲述的哲学思想令国民党当局恐慌不安。国民党于1936年2月查禁此书。于是，经过一些修订，《哲学讲话》印行第四版时，更名为《大众哲学》并于1936年6月继续出版。

1935年，李公仆为《大众哲学》撰写编者序，认为“这本书是用最通俗的笔法，日常谈话的体裁，溶化专门的理论，使大众的读者不必费很大的气力就能够接受。这种写法，在目前出版界中还是仅有的贡献。”“尤其值得特别一提的是这本书的内容，全是站在新哲学的观点上写成的。新哲学本来是大众的哲学，然而过去却没有一本专为大众而写的新哲学著作。这书给新哲学做了一个完整的大纲，从世界观、认识论到方法论，都有浅明的解说。”

1937年10月，艾思奇奉党中央调令，与李初梨、周扬、周立波、何干之、舒群等十几人一起经西安奔赴革命圣地延安。从此，艾思奇学术生涯与革命生涯阔步前行，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艾思奇先后任教于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马列学院，历任中央研究院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文委秘书长、《解放日报》副总编辑。艾思奇的到来，有力地推动了干部学哲学的热潮，提高了抗战骨干力量的素质；同时通过文化活动影响广大群众，为坚持抗战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支撑。

毛泽东很关注和重视艾思奇从事的哲学理论工作，阅读《大众哲学》《哲学与生活》等哲学著作，曾写了19页的《艾著〈哲学与生活〉摘录》，致信艾思奇，称赞《哲学与生活》是他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并对差异和矛盾的问题作了略有不同意见的批注。当时，毛泽东正集中精力研究哲学，准备从理论的高度概括、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以来党在路线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常与艾思奇一起研究哲学问题。延安时期，艾思奇与毛泽东有着较密切的学术理论上的交往，思想境界更加开阔高远。

1938年4月，艾思奇发表《哲学的现状和任务》，着重指出:“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艾思奇旗帜鲜明地提出理性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张，最先在中国开创性地提出了哲学发展的正确方向和道路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艾思奇主要从事党的理论教育工作，他是推动和践行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中国化、时代化和系统化的杰出代表。艾思奇历任马列学院（现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兼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副校长，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对外文委常务理事，中国哲学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等。在这期间，他在校内外讲授了大量的哲学课，为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毛泽东思想作出了新的贡献。

在校内，艾思奇给各种班次都讲过哲学课，讲学习哲学的引言、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马列主义哲学经典著作。比如《自然辩证法》《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反杜林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还讲授过毛泽东哲学思想、西洋哲学史、辩证逻辑，有时还会讲一些哲学专题。

1951年，艾思奇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系统播讲“社会发展史”讲座，当时全国各地有组织地收听和学习这个讲座的人数有50多万，一时成为全国最大的课堂。这次关于社会发展史的讲座，对青年知识分子确立革命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决心投身宏伟的共产主义事业、为劳动人民服务，为社会的解放和进步服务，起到了重要作用。

艾思奇还曾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兼任哲学教授多年，经常和老教授座谈讨论一些哲学理论问题，同时还给大学生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课。任继愈教授曾回忆道：“艾思奇同志在北大讲课，大约5年左右，把马克思主义普及到高等学校，在北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高等院校的知识分子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艾思奇同志功不可没。”艾思奇的哲学理论课遍布政协、文联、高等军事学院等多个单位数十场。他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教育了大批新老知识分子、理论工作者和广大的革命干部，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

正如1843年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指出的，“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这段名言所体现的哲学思想就是理论和实践的关系，第一层意思是说“理论不能代替实践”，第二层意思是说“理论对实践有指导作用”。武器的批判不能代替批判的武器，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从诞生起，就是要“掌握群众”。正像《大众哲学》这本书一样，把哲学彻底解放出来，成为民众手中的锐利武器。

艾思奇无论在学校讲历史哲学、社会发展史，还是为青年和广大干部作报告，亦或是写文章，都注重通俗生动和大众化。他长期从事理性主义哲学研究、宣传和教育工作，注意把理性主义哲学通俗化和大众化。积极与各种非理性主义哲学论战，捍卫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1958年，他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哲学要为实际工作服务》一文，强调要在实际工作中运用辩证唯物论。他十分关心和支持工人和农民学哲学。1958年7月，到天津参观一些工厂时，艾思奇曾亲自给工人和干部讲了几次哲学课。《工人和哲学》一文和《破除迷信大家学哲学》一书，就是根据那几次讲课记录稿整理而成的。

1958年9月至1959年7月，艾思奇被下放河南登封县工作时，帮助基层干部抓农民学哲学的工作。他多次到三官庙乡听取汇报，看农民学哲学的辅导讲稿和学习体会等材料，并给以热情而亲切的指导。他总结了当时工农学哲学的经验，写了《学习哲学的群众运动》一文，1959年在河南的报刊上发表。

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本由我国学者自己编写的哲学教科书，对几代人产生了深远影响。

《大众哲学》全书共4章24节11万字。它之所以广受欢迎，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朴实、自然、亲切的文风。艾思奇结合大众所关心的问题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细微中见高远，朴实处见崇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成功范例。艾思奇将艰涩的哲学理论大众化、通俗化，拉近了理论与群众之间的距离，显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生活的、现实的、实践的哲学，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因此，艾思奇堪称是中国最早使理性主义哲学大众化的人。艾思奇把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使哲学不再是高高在上的楼阁，而是变为广大群众手里的锐利武器。

无论上海时期、延安时期还是北京时期，艾思奇都展现出了高尚品德与优良学风。艾思奇一生最喜欢的格言是“实事求是”，并把它当作自己笃行的生活准则。艾思奇坚信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工作要有坚强的党性，他严格要求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宣传工作要全心全意地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服务，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他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对于自己理论工作中存在的某些缺点和个别失误，绝不文过饰非，而是勇于接受批评，并在报刊上公开纠正；他明确说过要学习鲁迅那样听从将令；他总是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严格要求自己，坚决执行党中央的号令，努力去完成理论战线上的战斗任务；他有高尚的人品，诚实、正直、谦逊、勤奋；他淡泊名利，廉洁奉公，从不计较个人职位，不为个人谋任何私利。1966年3月，毛泽东在审阅艾思奇悼词时，亲笔加上了“中国的理论领域的忠诚战士”一语。这是毛泽东代表中央政府对艾思奇作为理性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和革命家的光辉一生所做出的最为恰当的重要评价。

艾思奇一贯以治学严谨著称，每次讲课，都要研究新情况，重新修改讲稿。他常对搞教学的同志说，如果不分场合、不问对象、不研究课的话是讲不好课的。他讲课深入浅出、透彻朴实、逻辑性强、联系实际，力求从理论上给人以新的启迪。在学术研究方面，他更是一丝不苟、扎扎实实，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人云亦云。而对于不同意见，他则认真听取，反复探讨。他相信，随着实践的发展，真理总会越辩越明。

艾思奇几十年如一日，手不释卷，笔不停挥，讲课和写文章都始终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和方法。他提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大众化、现实化，也是他自己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工作所遵循的准则。他常常讲，理论工作者不论讲课还是写文章，都要努力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分析研究说明和解决实际问题。他在自己的哲学理论工作中，始终坚定不移地坚持了哲学理论的中国化、大众化和现实化。

《大众哲学》在20世纪30年代成功地把广大中国人民群众引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诠释得淋漓尽致。新形势下，进一步研究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中国化的探索历程与宝贵经验，意义重大。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国际格局加速演变的进程中，广大人民应不断进行新的哲学思考，进而具备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理论自觉。时代依然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共产党人的强大思想武器。在当下，认真研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对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具有更加十分重要的借鉴与启示作用。

周晔,严书倜.中国大众哲学的奠基人——艾思奇[J].中国高等教育,2021(10):12-14.